孔子周游列国
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帮助下，大败楚国，声势很大，连中原一些大国都受到威胁，首先受到威胁的是齐国。齐国自从齐桓公死后，国内一直很不安定。后来到齐景公当了国君，用了一位有才能的大臣晏婴当相国，刷新朝政，齐国又开始兴盛起来。
公元前500年，齐景公和晏婴想拉拢邻国鲁国和中原诸侯，把齐桓公当年的事业重新干一下，就写信给鲁定公，约他在齐鲁交界的夹谷地方开个会。
那时候，诸侯开会，都得有个大臣当助手，称做“相礼”。鲁定公决定让鲁国的司寇（管司法的长官）孔子担任这件事。
孔子名叫孔丘，是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陬音zōu）人。他父亲是个地位不高的武官。孔子三岁上就死了父亲，靠他母亲带着他搬到曲阜住下来，把他抚养成人。据说他从小很爱学礼节，没有事儿，就摆上小盆小盘什么的，学着大人祭天祭祖的样子。
孔子年青时候，读书很用功。他十分崇拜周朝初年那位制礼作乐的周公，对古礼特别熟悉。当时读书人应当学的“六艺”，也就是礼节、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他都比较精通。他办事认真。开头他当过管理仓库的小吏，物资从来没有缺少；后来又当管理牧业的小吏，牛羊就繁殖得很多。没到三十岁，名声就渐渐大了起来。
有些人愿意拜他做老师，他就索性办了个私塾，收起学生来。鲁国的大夫孟僖子（僖音xī）临死时，嘱咐他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到孔子那儿去学礼。靠南宫敬叔的推荐，鲁昭公还让孔子到周朝的都城洛邑去考察周朝的礼乐。
孔子三十五岁那年，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三家大夫——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轰走了。孔子就到齐国去，求见齐景公，跟齐景公谈了他的政治主张。齐景公待他很客气，还想用他。但是相国晏婴认为孔子的主张不切实际，结果齐景公没用他。孔子再回到鲁国，仍旧教他的书。跟随孔子学习的学生越来越多。
到了公元前501年，鲁定公派孔子做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第二年，做了司空（管理工程的长官），又从司空调做了司寇。
这一回，鲁定公把准备到夹谷跟齐国会盟的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齐国屡次侵犯我边境，这次约我们会盟，我们也得有兵马防备着。希望把左右司马都带去。”
鲁定公同意孔子的主张，又派了两员大将带了一些人马，随同他上夹谷去。
在夹谷会议上，由于孔子的相礼，鲁国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会后，齐景公决定把从鲁国侵占过来的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地方的三处土地还给了鲁国。
齐国的大夫黎鉏认为孔子留在鲁国做官对齐国不利，劝齐景公给鲁定公送一班女乐去。齐景公同意了，就挑选了八十名歌女送到鲁国去。
鲁定公接受了这班女乐，天天吃喝玩乐，不管国家政事。孔子想劝说他，他躲着孔子。这件事使孔子感到很失望。孔子的学生说：“鲁君不办正事，咱们走吧！”
打那以后，孔子离开鲁国，带着一批学生周游列国，希望找个机会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可是，那个时候，大国都忙于争霸的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并吞的危险，整个社会正在发生变革。孔子宣传的一套恢复周朝初年礼乐制度的主张，当然没有人接受。
他先后到过卫国、曹国、宋国、郑国、陈国、蔡国、楚国。这些国家的国君都没有用他。
有一回，孔子在陈、蔡一带，楚昭王打发人请他。陈、蔡的大夫怕孔子到了楚国，对他们不利，发兵在半路上把孔子截住。孔子被围困在那里，断了粮，几天都没吃上饭。后来，楚国派了兵来，才给他解了围。
孔子在列国奔波了七八年，碰了许多钉子，年纪也老了。末了，他还是回到鲁国，把精力放到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教育学生上面。
孔子在晚年还整理了几种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像《诗经》、《尚书》、《春秋》等。《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集西周、春秋时期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民间歌谣，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尚书》是一部我国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春秋》是根据鲁国史料编成的一部历史书，它记载着公元前722年到前481年的大事。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他死后，他的弟子继续传授他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派，孔子成了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学术思想在后世影响很大，他被公认为我国古代第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将孔子当作父亲一样看待，孔子也将颜渊当作儿子一样看待。颜渊英年早逝，孔子极度悲痛，连呼“天丧予！天丧予！”还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11）意思是：我不为他悲痛，还为谁悲痛！但是，涉及丧礼，孔子绝不徇情。颜渊的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给颜渊买个外椁，孔子说：“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12）孔子的儿子孔鲤死的时候，孔子没有卖掉车子买个外椁，原因是孔子曾做过鲁国的大夫，按照周礼，大夫出行，必须乘车，不能徒步。颜渊虽然很有才华，也不能破这个礼。
据孔子弟子们的记载，孔子大至上庙堂、入公门，小至穿衣、饮食，处处注重礼的规范。“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往，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13）这一节文字，还仅仅是关于孔子在朝堂之上的守礼形状。日常饮食方面的回归周礼之举，也十分繁琐，如：“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未到时令的果实，不吃。肉割得不方正，也不吃。看来，孔子讲“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14），若当真循礼而食、循礼而眠，也不是一件简单平常的事情。
孔子如此坚持礼的原则，如此拘于琐碎小节，他是不是太迂腐、太死搬硬套呢？从另一些史料记载来看，孔子的回归周礼，其实也有应时制宜、通达权变的一面。《论语·子罕》篇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礼帽用麻料制作，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都用丝线制作，这样更省俭一些。孔子赞成大家的做法。臣与君行礼，先在堂下磕头，升堂之后再磕头，这是合乎礼法的；现在大家直接到堂上磕头，这是骄慢的表现。虽然违反大家的做法，孔子还是赞成原来先在堂下磕头、上堂再磕头的礼法。这是一组对比的例子，反映了孔子关于礼的权变，比较注重实际，既不僵死守礼，也不盲目从众。
《论语·先进》篇中，还有关于如何评判学礼之人的一段话：“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学好礼乐再谋求仕途发展的人，因为生活在乡村中而被人们视为野蛮人；入仕做官之后再学习礼乐的人，反而成为人们所敬重的君子。孔子明确表示，如果选用人才，他一定会选择先学好礼乐再谋求入仕的那种人。这段话，涉及到如何运用周礼的标准选拔和评判人才的问题，涉及到礼法中的名、实问题。先学好礼乐，未必一定入仕做官；但是要想入仕做官，必先学好礼乐。否则，不知周礼，如何做这周官？从名、实观点而言，学了礼乐再做官，便是名、实相称的官；未学礼乐便做官，便是有名无实不称职的官。春秋末期的周官，多有先入仕做了官，再去拜师学礼乐，反而博得一个好学的贤名。这些未学礼乐先入仕途的人，往往就是礼崩乐坏的根源。孔子的这段话，是对春秋末期诸侯用人制度的不满和批判。
孔子虽然一举一动都讲究礼，很注重礼的形式，甚至于坐一张板凳、吃一块肉、挟一筷菜都要讲究礼，就象他对颜渊讲的那样：“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在视、听、言、动等四个方面遵守礼的规范。但是，他更看重礼的实质。一位名叫林放的鲁国人问“礼之本”时，孔子十分赞赏这一提问：“大哉问！”认为大家都在追逐礼的细枝末节时，林放能着眼于这样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十分难得。他告诉林放：“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16）他用祭礼、丧礼为例子，说明礼的“本”之所在：祭祀时，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不如礼不足而敬有余；治丧时，与其丧礼熟练周到少哀悼，不如发自内心的悲戚。孔子对“礼之本”的这种认识，有其源头。《周易·升》九二爻辞：“孚乃利用禴，无咎。”意思是，只要心诚，简单的祭祀也能获得神的赐恩，无灾难。《周易·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思是，东邻杀牛厚祭，还不如西邻心诚薄祭，更能得到神的福佑。孔子晚年喜易以致“韦编三绝”，《周易》讲祭礼注重“心诚”的观点，深入孔子之心，所以他要发出“五十以学易，则无大过矣”的感叹。
心诚为礼之本，贯穿于孔子一生。礼是衡量人的行为举止的一把尺子，也是衡量国家政治秩序的一把尺子。礼的回归，既是规范人的需要，也是规范国家秩序的需要。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的规范，最终达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他在提出“克己复礼”的同时，还有一个配套的理论，这就是他的“正名”理论。孔子在卫国的时候，他的学生子路，曾经问孔子：卫国的国君正等待着先生去治理政事，先生打算先做什么事？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不理解，认为孔子太迂腐，怎么会先做正名这样的事？孔子告诉他：“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7）为什么要把“正名”列为头等大事，因为事关“礼乐”能否兴起，而“礼乐”的能否兴起，最终关系到社会的能否安定。倘若老百姓“无所措手足”，社会势必要乱。
社会一旦动乱，最大的受损者也就是原来的最大受益者，这是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正名”的好处，统治者也心知肚明：“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18）在这里，正名，就是用礼这一把尺子衡量人际关系，要人们位其所位。位其所位，社会就稳定，既得利益者仍然得利。这是孔子要把“正名”作为头等大事去抓的主要原因。但是，社会稳定对老百姓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在长期遭受社会动荡之苦的情况下，社会稳定也是老百姓的普遍祈盼。
二、为仁：礼的补充
如果说，“礼”是孔子继前人之说，“仁”则是对“礼”的补充和深入，是孔子对周礼的一种“损益”即发展。
礼是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是可以看得清说得明的规章制度，用现代语言表述，是一种形式。所以，礼如同一把尺子，可以度量人的行为是否与之相符。仁则是人的一种内在品性，一种特殊的内涵；相对于礼，仁是一种内容。说仁是人的一种特殊内涵，因为它是人经过努力之后达到最高境界的道德品性。所以，仁存在于人，虽然可以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得以体现，却不同于礼之于人那样可以直截了当地确认和表达。《论语·公冶长》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路、冉求、公孙西三人，是孔子最亲近的学生，孔子对这三个人的才能，了如指掌：子路善治军，冉求善治政，公孙西善交际。然而，孔子却不能确认这三位学生的道德品性是否达到了仁这一境界。由此可见，对于一个人的仁的认定，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孔子生平关于仁的话题虽然讲得最多，却从未肯定过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否仁人。在他的心目中，有三个人可以称为仁人，一是微子，二是箕子，三是比干。这三个人都是早已作古的殷代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19）
孔子讲仁，是讲“为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为仁”基础，二是“为仁”的方法，三是“为仁”的作用。
1、“为仁”的基础。
“为仁”的基础，在人的品质。根据人的品质差异，大致分为“近仁”与“鲜仁”两种类型。近仁，亦即与仁的距离近，这是“为仁”的基础，是通过“为仁”最终成仁的必要条件。“近仁”的品质，未必一定能“成仁”，但是若无“近仁”的品性，就一定不会“为仁”而至“成仁”。什么样的品质属于“近仁”类型呢？孔子认为：“刚毅、木讷、近仁。”（20）意思是，具有刚强、果断、质朴、谨慎这四种品质的人，接近于仁。讷的本义是出言迟钝，这里可引申为出言谨慎。
正直，“近仁”的另一品德。鲁国有一位名叫微生高的人，素有正直之名。“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21）意思是，有人向他讨醋，他家里没有，就向邻居家里讨了醋转给那人。孔子认为，微生高这个人并不真实。
刚毅、木讷、正直为什么能“近仁”？因为具有这些品德的人，都没有私欲。一个人若有私欲，就不可能刚强不屈。孔子曾叹息：“吾未见刚者。”有人便举例说孔子的学生申桭具有刚强的品德。孔子立即反驳：“桭也欲，焉得刚？”（22）意思是，申桭有私欲，怎么可能刚强？微生高明明自己家里没有醋，却不直言相告，而是向邻居讨醋再转给向他讨醋的人，也是因为他有掠美市恩的私欲在作怪。
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个开补习班的人，不仅有教无类，连补习费多寡，可享受的待遇都有明确规定：
三十而立；交三十两银子只能站着听课；
四十不惑：交四十两银子者可发问，直到没有疑问；
五十知天命：交五十两银子者可知道明天小考的命题；
六十耳顺：能出得起这个价钱者，老师可以讲些你喜欢听的话给你听，让你耳顺。
七十随心所欲：上课要躺要睡或者不来上课随你。
早在1931年时，当时的教育界知名人士邰爽秋、程其保等人就发起联络京、沪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也称“双六节”。但这个节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1939年国民党政府另立孔子诞辰亦即夏历8月27日为教师节。现在台湾的教师节，就是沿用当时的规定。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把5月1日国际劳动节作为教师节。但这样以来，教师节的含义就被劳动节给冲淡了，以至逐渐销声匿迹，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文革”期间，教师的地位极其低下，境遇极为悲惨，导致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恢复这一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1985年全国人大才把每年的9月10作为教师节。这说明，更改教师节的日期，在历史上，包括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有先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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