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25日，荣德生和家人在去公司的路上被伪装成军车的匪徒“逮捕”，5月28日晚间荣德生被送回家中，前后被关押了三十多天，共付出赎金50万美元，这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上海首富荣德生绑架案
大亨在上海被绑架，蒋介石大发雷霆要求限期破案，当时负责京沪卫戍的汤恩伯调遣保密局处长毛森前去处理，并对上海警察局以及警备司令部保密，最终在七月案件告破，八月通报荣家
按照通报结果，以及毛森、汤恩伯等电传档案，荣德生被绑架和黄金荣、杜月笙两人没有关系，是保密局内部、警备司令部、荣家公司以及匪徒勾结导致
司令部涉案官员叫吴志刚，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保密局涉案官员叫什么不清楚，时任中美合作所组长，是毛森下属；荣家公司的叫詹荣培，是荣家某工厂厂长；匪徒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上海本地的，匪首洛大庆；另一部是嵊县的，匪首袁仲书……
案件破获缴获赃款美金五万八千九百块，黄金119两九分，法币一千多万，还有其他财物若干（匪首交代，赎金三十万五千美元）。案件破获，老蒋大喜，从赃款中拿出五万美金奖励办案人员……
当时官方通报如此，但据小道消息传闻
荣德生的逮捕令真有其事，是毛森亲自签发
荣德生和荣宗敬从1902年创办第一家面粉厂起，到1946年荣家已经发展到18家纱厂、16家面粉厂。用荣家兄弟的话，就是中国人一半的吃穿的都来自于荣家。荣家有着‘面粉、棉纱大王’的美誉。抗战时期，荣家遭到日寇的轰炸、焚烧和掠夺，损失惨重。抗战胜利后，荣家除了重振旧产业以外，还准备创办规模宏大的涉及多行业的天元实业公司。同时扩大大公图书馆、兴建江南大学，创立博物馆等公益和教育事业。由此以来，外传荣家要重振旗鼓，大展宏图，加上外界讹传渲染，绑匪才漫天要价，荣德生在外界眼中就是一个超级大财神。于是就上演了一场绑架案。
这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马上将中央要员吴国桢调任上海市长，并任命黄埔一期的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以加大破案力度。于是，军、警、特、宪全面出动，展开侦破大竞赛。上海警界还派出了‘警界三杰”之称的陆大公，他先从逮捕证和警车入手，一无所获。后又拿出看家本事，一是监控电话和信件，二是派人打入荣府，追踪侦查。也是无功而返。
汤恩伯向上级推荐了毛森。就在毛森调查期间，荣德生安全回家了。原来是久经沙场的荣老爷子与绑匪斗智斗勇，讨价还价，捎信给儿子告知绑匪已将赎金100万美元降到50万美元。5月28日荣家将50万美元交到绑匪手中。被绑34天的荣德生被放了，这件事让执政局颜面扫地。但毛森并没灰心，他仔细研究下属汇报上来的线索，那就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警卫队长王晋唐突然阔绰起来，穿戴丝绸衬衫，胸前鼓出显眼的绿色美钞。在进一步侦查后发现他与一个嵊县籍的刘瑞标木匠来往密切，而刘瑞标有绑架前科。于是毛森重点调查刘瑞标并在其身上搜到350美元，于是抓捕连夜拷问。
根据刘瑞标的供认，此案匪首人称‘骆老大’，真名骆文庆。策划这起绑架巨案后，获赎金17万美元。这个闯荡江湖40年的老手，终于败在毛森手里，顺着这条线索，很快这帮绑匪被一网打尽。
幕后黑手不是他们两个，另有其人
1.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荣德生的个人简介：荣德生（1875年8月4日-1952年7月29日），又名宗铨，号乐农氏居士，江苏无锡人，原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父，民族工业巨擘荣宗敬之胞弟，是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慈善家、民族实业家，著《乐农氏纪事》。 荣德生从事于纺织、面粉、机器等工业垂60年，历经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压迫，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美誉。曾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国民政府工商部参议等职。
1938年起，主持荣氏企业，先后在重庆、成都、宝鸡、广州等地兴建6家新厂，支援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更是积极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创办。荣德生一生兴办各类学校多所，并兴修道路与桥梁。1916年在无锡惠山创办“大公图书馆”，购入各类图书9万余册。
2.家门口被捕扑朔迷离，军警合力追寻真凶那么是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绑架荣氏家族的掌舵人呢。据档案记载1946年4月25日。那天，荣德生准备去总公司，离家门不远即被数名穿制服匪徒架上汽车而去。他们使用的是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
国民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以及即将面对内战的境况下，下令上海市警察局限期破案。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的宣铁吾（此人曾担任过蒋介石的贴身警卫）。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他当即派出了手下最优秀的探员陆大公（此人曾参与过几起重大绑架案的侦破）。在荣老先生被绑架的过程中，参与调查此案的的陆大公也是渐渐感到了棘手。且不说此案涉及到的作案工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警车还有国名党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逮捕证”。车辆查不到出行记录，就连“逮捕证”全国也就只有八张（并且是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亲自签发）。而唯一能拿出逮捕证的也就是京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并且此逮捕证早在1946.2.10就由汤恩伯下令作废并收回，却只收回了五张。另外三张不知所踪。
查来查去杳无音信。直到后来绑匪主动联系警察探员陆大公，索求赎金100万美金。在与绑匪接触的两次过程中，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军警似乎是故意而为，总是大张旗鼓的出现在与绑匪接头的地方。所以导致案件迟迟无所进展。
图为民国时期民族企业家荣德生
3.案情扑朔迷离，破案突如其然最后荣德生老先生凭着自己过人的胆识，与绑匪谈成了50万美金的交易额。荣家几天凑齐后交付了赎金，绑匪于5.28傍晚把荣老先生送到了他的女儿家中。
就在他归家后的第二天，上海的报纸就登了“荣德生脱险，昨日清晨安全回家”。可是国民政府也没能给出具体的说辞，只是吹嘘说在警方努力下，绑匪自知无法得到赎金，迫于无奈放荣德生先生回家。
然而之后主动破案的却是在“逮捕证”上签字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森（此人曾是军统高级特工）。作案主谋也恰恰是他的手下特工黄绍寅。据他说是因为发现了自己手下经常出入高级场所，并且携带大量美元现金。由此侦破此案。一共抓捕十五名案犯枪毙了八名主犯。
据档案记载政府不仅没收了荣家所处的赎金，而且政府对当时参与调查的军警人员予以不同金额的美元奖励，上至局长，下至一个监听的小调查员都有。最后这笔达60多万借口以“酬谢”的美金也悉数由荣家所出。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会产生怀疑，为什么前后一百多万的金额与之前要求的是多么的相似。现在也就不得而知了。因为绑架案的发生，荣德生的原有发展计划也不得不改变，后来便回到了老家无锡。
荣德生一家所经历的一切，其实也正是大多数旧中国民族资本家在艰难历史条件下坚强发展的一个缩影，他们不仅要面临世界经济危机，外敌的经济和军事侵略，而且还要面临那些本该为他们保驾护航却反而需要百般提防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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