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
陈东东，1961年生，诗人，作者，现居上海和深圳，近年出版的作品包括随笔集《我们时代的诗人》（2017）、诗文本《流水》（2018）、诗集《海神的一夜》（2018）、《组诗·长诗》（2019）和《陈东东的诗》（2019）。
弄堂记忆：六十年代末屑
节选自《花城》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 许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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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中路1670弄也被叫作中南新邨，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中南银行投资兴建的房地产项目，走的是美国风仿赖特样式的洋房。妈妈挺着大肚子和爸爸一起搬进这里。我们一家在这里的一个小套间里落地生根，直至弟弟出生，父母经历动荡，中南新邨的各家租户熙熙攘攘，多番变迁，彼此在守望相助中走过近三十年。此去经年，遗失于岁月的关于中南新邨的记忆被作者捡拾回来，还原一个当初轮廓，权当一种追忆与寻访。
春节时我妈妈意外怀了孕，不久她跑去医院想“做掉”，结果恰逢医院停电。上海越剧院她那些小姐妹听说，力劝她把胎留下：“反正再也不可能演戏了”……“反正‘文化大革命’也没啥事体可做”……于是我妈妈就觉得让我有一个妹妹也好。当然，她预想中的女孩生下来就变成了男孩。“你弟弟真是命大”，她后来说。等到她肚子凸显得人人都能看出来的时候，传来了一条特大喜讯——当然，那只是对中南新邨的孩子们而言——要大修了！过完夏天，建筑队的工人们立即就开进来了，从大卡车上卸下许多毛竹，迅速搭起了脚手架。每幢房子的二楼和三楼外面，都形成一条铺着竹条的空中走道，只要从窗台或阳台上跨出去，就能通过这条竹头的空中走道，走到另外几个门号那儿，跳上别人家的窗台或阳台。
我们轻手轻脚从二楼洪家的北窗台爬到空中走道上。我的后面跟着毛毛和他姐姐，我的前面是黑炭。我们经过 17 号几家人家的窗前，小头也跳出来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又到了 16 号，看进一个窗口，那家人家有个阿姨坐在方桌前捡鸡毛菜；移看另一个窗口，里面有红皮沙发和一架用方格布遮盖的钢琴……一刹那，一台三五牌座钟响来，而另一家人家墙上的挂钟，钟面上部打开一扇小门，一只不知名的怪鸟探出头来，乱叫了几声……我们又转到 15 号和尽头的 14 号，跳进了 14 号二楼阳台。穿过一间空房间，我们被建筑队那个绰号“大怪”的头头给迎面抓住了……
建筑队堆在大弄堂里的石子和黄沙形成了中南新邨的临时游乐场，有一阵子差不多替代了野花园。黄沙堆上经常有孩子在做一些以失败告终的沙雕，通常是金字塔、堡垒和地下长城；石子堆两边则常常各站一小队孩子，相互抛掷一把把小石头。
深秋的一个傍晚，玩得昏天黑地回到家里，我看见我妈妈已经腹痛难忍，但还是忍着，把最后一个纽扣缝在了刚刚给我打好的毛衣衣襟上。我妈妈因此说我弟弟真是个懂得成全别人的人。爸爸不在家，她由丁阿姨和莉莉姐送往徐家汇的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当年我也在那儿出生）。等到我爸爸和妈妈抱着我弟弟出院的时候，我家那个手枪形状的套间恰被建筑队弄得像个废墟……所以，是在底楼凌家，在一张钢丝折叠床上，我妈妈度过了她的月子。
一
出月子不久，我妈妈从底楼凌家住回三楼的时候，大修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家里间的大床边上多出了一个小摇篮床，放着我弟弟。我妈妈对我说：“侬叫东东，就叫伊东彪好 ？”尽管新添了儿子，我爸爸还是被关在音乐学院的“牛棚”里，一周回家一趟，于是我妈妈就让我“长兄代父”，参与为我弟弟命名这一重大的家庭事项。参与这次命名的，还包括 18 号里的那些邻居，李师傅、丁阿姨、凌家姆妈和莉莉姐、蓓蓓姐都表达了他们重要的赞同。除了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对林副主席的热爱也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基本情感，尽管我妈妈私下对鹰钩鼻子颇不以为然（好几次跟我爸爸嘀咕说从面相上看，张春桥、林彪都不像好人），但还是觉得“东彪”是一个挑不出毛病的顺应时代形势（形式）的巧妙名字——并且顺带把我的名字也关照进去了。
实则，为我命名出于一时的随意和便利。我出生时，我爸爸挖空心思（不知有没有依据家族辈分的起名规则——不知有没有这么个家族辈分的起名规则可以依据），为我起了个文雅古奥，但很可能拗口难写的名字。我妈妈记好这个名字，去给我报户口，户籍警却完全不明白那是哪两个字，该如何落笔。我妈妈和户籍警就都不耐烦起来，共同怪罪我爸爸创作的不晓得要传达什么深意和期望的名字，接着，“东东”这两个字就跳将出来——“算了，省得麻烦，就叫东东吧！”我妈妈说，问题迎刃而解，很快报好了户口。而当“东彪”这个名字用在我弟弟身上，“东东”就变成了与之配套的革命化名字，使得中南新邨的“野蛮小驹”据我名字起给我的绰号——“冬瓜皮”——都像似有点现行反革命了。
跟当初得知我名字的情况一样，我爸爸也是在“东彪”被写到了户口簿上，才知道他的小儿子叫什么名字的。户口簿的户主一栏，从一开始写的就是我妈妈的名字。
18 号三楼的天花板和坡顶之间是隔空层，曾经，好多次听到过一种轻微但急促迅疾的声音，从走廊这头的天花板蹿到走廊那头的天花板，“大概很多老鼠在上面跑。”我妈妈说。三楼卫生间的天花板有个隔空层的正方形入口，坐在下面的搪瓷痰盂上拉 ，我会抬头注意这个口子，期待有一只小老鼠探出脑袋，用好奇的绿豆眼跟我对视。中南新邨大修的时候，毛毛的三个哥哥，周家的阿大阿二和阿四，就借工程队的梯子爬到口子那儿用手电筒往里面照，下来说什么也没看见。我和毛毛没有被允许爬梯子，要是真让我爬上去，我心想，我就要钻进去，从里面找出些什么秘密来，一双绣花鞋或一个小动物的宝象国（除了我妈妈讲的故事，我爸爸在我三四岁时每晚给我讲的《西游记》故事也留给我很深的印象）……说不定，天花板上的隔空层也像弄堂里搭起的竹头脚手架那样，可以让我从 18 号一直走到 14 号才出来。
但是等到大修完成，我发现，工程队把三楼卫生间里那个隔空层的入口用水泥封掉了。中南新邨那些院子原先的木头门则全都换成了铁板门，这就让我爬上墙头，很难从窄窄的铁板门上沿通过了。还有更气人的， 10 号院子里那个能钻到交响乐团去的墙洞，也给堵上重新砌好了。工程队除了留下一些砖头黄沙水泥，一些毛竹，一些钢筋，大修的结果，一点都不好玩。
18 号后门边上黑炭搭起的丝瓜藤架，一开始大修就被拆毁了，大修过后，洪家伯伯（黑炭的爸爸，大家早就叫他洪师傅了）就以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气概，不征得中南新邨其他任何人同意，二话不说，在丝瓜藤架原址上盖起了一间小屋，那些剩在弄堂里的建筑材料，恰好全用上了。洪家人口多房子小，孩子们已经长大，不加盖这么间屋子，真有点挤不下。没有人去跟洪师傅争议，仅仅他那口听不懂的潮州上海话就足以让人放弃争议企图，何况人家的成分过硬，所以，这个违章建筑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拆除。回想起来，洪家伯伯还是不够领导阶级的霸气，真要霸气的话，何不直接抢几间中南新邨的房子来住，比如 25 号里空出的房间。
1968 年春节国务院没有通知说不让过，但我家那台已经老化的上海牌收音机里播音员严正嘹亮的声音伴着窸窸窣窣的杂音，一遍遍要求上海人“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所以那个春节也像是没有过。还好，我仍然得到了一只黄玻璃的大瓶子，里面装着各色糖果零食。这可能是那些年过春节时，中南新邨 18 号里的大人为孩子们准备的特别节目，每个小孩都会在大年初一得到这么一个瓶子。每年也唯有这一天，才会有这么一整瓶漂漂亮亮的零食到手，于是，接下来孩子们就相互炫耀、比对、交换、欺骗甚至抢夺，以自己的瓶子为中心，以别人的瓶子为目标，玩着革命化春节的游戏。每一回，我都是那个不舍得打开自己的瓶子，准备好好欣赏、珍藏而不是迅速吃掉其中哪怕一小粒糖果的人；然而每一回，没到年初三，我那个瓶子必定就已经空了，而且其中那些零食主要不是被我吃掉的……
经过大修，特别经过了我妈妈在底楼凌家坐月子， 18 号的各家各户变得更加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了。本来，白天的时候，除了吴家， 18 号里每个房间的门都是大开着的，邻居间可以随意进出，此时——在晚上八点收听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各自关门闭户睡觉之前——整个 18 号像似又回到了只住着一户人家（一个庞杂的大家庭）的模样，只不过那是许多人家仿佛一户人家，拼凑混淆在一起。
烧饭烧菜是 18 号上上下下最热闹的时候，除了交流各家都在煤气灶上做了些什么东西，也交流各自的做法，相互间还会借个一勺半盏盐啊醋啊酱油之类。有一回，我妈妈冒失地将一碗干辣椒粉直接倒进了起好的油锅，整幢 18 号立即此起彼伏打响一连串剧烈的喷嚏，好几个邻居眼泪汪汪冲上二楼和三楼之间北阳台改成的厨房，指手画脚教导我妈妈，传授如何做出一罐像样的辣椒酱……
18 号里的“无间”（可参考日本人的“间”意识看待这种“无间”），到了吃饭的时候更能体现。无论早饭、中饭还是晚饭，你都可以托着个饭碗去串门，甚至直接坐到邻居的餐桌前，玩耍打闹，用你的筷子从人家盘子里夹几根小菜下饭，一点儿也不会觉得过分——当然，一般这都是各家的小孩才会这么做。而这种不讲规矩、没了分寸、界限全无的吃饭状况（彻底否定了曾经严格规定吃饭时不准讲话的家教），显然很大程度上也混羼进了时代风气——那种更接近于过集体生活的邻里关系，大概可以跟政治运动、斗争形势、思想改造、移风易俗和大力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观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各家吃的都差不多，都没啥吃的，各家桌上的菜，大同小异，就是凭票排队买来的那么几样。这家小孩一筷子吃过去，那家小孩一筷子吃回来，并不稀奇。比如那些年的早餐，家家户户一样：泡饭（用开水泡开或浸在自来水里烧开的昨日剩饭）加隔夜剩菜，条件好一点会有油条（一般每人只能吃四分之一根，蘸酱油下泡饭），如果有豆浆和大饼，那就很隆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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