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红帽子企业，是指由私人资本投资设立，而又以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名义进行注册登记的企业，或者挂靠在公有制企业之下的企业，即名为公有制企业实为私有制企业。
红帽子企业是一个历史现象，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清一色的公有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没有私有企业，而且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改革开放开辟了市场化的进程，私人可以进入某些领域置产兴业，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有的领域不允许私人进入，而私人又要进入，有的是私人经营政治风险太大，戴一顶公有的红帽子作为保护，于是，有的挂靠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下，作为后者属下的二级单位；有的则以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的名义注册登记。于是出现了一大批名为公有企业实为私人企业的红帽子企业。这些企业在增加就业、促进增长、创造社会财富以及推动中国改革方面，做出了巨大的成绩和贡献。因此，红帽子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既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同时又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严重扭曲。它掩盖了事物的本质，造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混乱，引起了不必要的社会纷争和冲突，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要讨论和解决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
人常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里的合理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而只说是有道理的。尽管私有制符合人们的天性，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当着人们从公有制无比优越、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思想和语境中刚刚走出来的时候，私人企业的风险和私人企业家的不安是非常明显的，更何况，当时人们对私人企业的冷眼看待，公有企业处于主导地位，国家的法律仍然写着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制企业只是一种补充。因此，为了减少经营的政治风险，私人企业家只好委曲求全，把自己的儿子写上别人的姓氏，找一顶红帽子戴上。对于私人企业家来说，这是环境使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对于当地政府及其官员而言，既能发展地方经济，又能增加政绩，甚至还可以借此得到一笔资产，自然也是乐意为之。红帽子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再一次说明，事物的发展不是笔直的，而是曲折的，中国的改革就是在扭曲中前进的。
现在，改革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新的宪法修正案已经写入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自然也到了脱帽正名的时候了。这对企业的经营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有人说，红帽子是悬在这类企业头上的定时炸弹，拆除炸弹引信的过程存在着巨大的危险，这话颇有一些道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红帽子企业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已经成功摘掉红帽子的私人企业，如很多乡镇企业以及联想等，这类企业一般都经营得比较成功。一种是仍然戴着红帽子而继续经营的企业，这类企业的产权问题并未解决，其产权纠纷有可能随时引爆头上炸弹。另外一种是炸弹已经引爆，既炸毁了企业，又炸毁了企业家，私人产权遭到剥夺和侵吞，有的变成所谓“公有企业”，有的变成另一些人的私人企业，有的还在勉强经营，有的已经破产垮台。这类企业的产权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必须解决。我们现在讨论的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指的就是后面这两类企业。
第一类企业为解决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做过很多努力，甚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为今天解决第二类企业的产权问题，积累了经验，铺平了道路。第三类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另文讨论。
笔者以为，解决这类红帽子企业的产权问题，应以有利于企业发展，有利于各方合作，本着妥协、互惠、各方接受的原则来解决，不一定非要争个你是他非，黑白分明。
第一， 既然是红帽子企业，最初的投资当然是私人资本，这是必须明确的。
第二， 企业经过多年的经营，其资产可能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值，现在来明晰企业产权，就要考虑现有产权如何分配的问题。在坐下来谈判讨论以前，首先要请真正的中介机构，对现有资产进行公正的评估。
第三， 产权分割的原则应根据各方（包括出资人、经营者和政府部门）在资产增值中的贡献。这里的麻烦或者关键在于政府部门和参与企业的官员，如有的红帽子企业的董事长可能是政府官员。如果政府和官员的确在企业发展中出了力，提供了帮助，如争取贷款，减免税收，动员资源等，就应当承认他们的贡献。如果既未提供具体帮助，也未故意与企业为难，只是红帽子给企业提供了某些经营保障，也可象征性地给予补偿。以免由此而为企业以后的经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至于补偿的方式，既可以是股权，也可以是其他方式。
第四， 在企业为摘掉红帽子而与政府进行的谈判中，为了保持公正，达成妥协和合作，不妨请与双方均无利害关系的社会人士参与。达成协议后，应履行正式手续，并重新注册登记。
第五， 尽管法院裁定是最有效最合理的方式，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条件下，这种方式最好在双方商定以后使用。应尽量避免因此争持不下而对簿公堂。这可能无异于炸弹爆炸。
所谓的红帽子企业，就是国有股份占主要股份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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