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糟粕”的那部分。中国封建社会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与皇帝同父异母的人都定为同姓亲王，拥有皇帝分给他们的大量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2、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州、郡、县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
3、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普天下皆为皇土，一切都是皇帝的，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极致，社会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社会。
扩展资料：
计划经济强调“官本位”的表现：一是在管理机制上过于集权，二是片面突出政治，淡出经济效益和利益，三是只讲公平而没有效率，平均主义慢发展，造成短缺经济。
排队凭票购物这些都是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最后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造成了“两个不适应”，即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
参考资料：
“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
1、“官本位” 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的说法，最早出现于 20 世纪 80 年代。法起源于经济学上的一个专用名词——金本位。
2、“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
扩展资料：
1、金本位制于19世纪中期开始盛行。在历史上，曾有过三种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币、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其中金币本位制是最典型的形式，就狭义来说，金本位制即指该种货币制度。
2、金块本位制是一种以金块办理国际结算的变相金本位制，亦称金条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是在金本位制的稳定性因素受到破坏后出现的两种不健全的金本位制。
3、“官本位”助长用人腐败。“官本位”作为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选择导向的一种意识和价值取向。
4、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就要培育创业的氛围、创富的环境。坚决破除官本位意识，必须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民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
参考资料：
“官本位”，是指这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是以“官”来定位的，官大的社会价值高，官小的身价自然小，与官不相干的职业则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
基本特征“官本位”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经济学专用名词——“金本位”而被广泛应用。“金本位”指的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即是以黄金为单一价值尺度去衡量其它商品价值。“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官本位”是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
作为一种意识层面的现象，“官本位”也反映了一定阶层的利益需求。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官本位”意识浓厚，就是因为有“官”就有利，或者可以“官”谋利。有的领导干部视党和人民赋予的职权以及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工作条件为既得利益，不是用这些职权和条件来为党、为人民更好地工作，而是把从政看成是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想方设法追逐对公共资源的特权，捞取自己的特殊利益。有的领导干部面临抉择时，先为自己和子女、亲属着想，为自己的小团体利益着想，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抛在了脑后;有的刚刚提拔，就急于要车子、房子、待遇，“该得到的一定要得到，不该得到的也想得到”；有的一看到社会上有人先富起来，看到自己的同学、战友或过去的同事成了“老板”、“大款”，心里就失衡，就想自己怎么赶紧富起来，等等。这种特权思想，都是“官本位”的深层次驱动因素。
“官本位”是“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
“官本位”意识在现实中也有制度支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唯上是从”。在一些地方，上下级之间不是双向互动运行的工作关系，而是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权力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单一行政化体制下，往往是“官大嘴大”，惟我独尊，“一言堂”，是否对错的评判标准不是实践而是官帽的大小，官员的意见成了判断正误、善恶、美丑的唯一标准，并且官越大说的话就越正确；对下级官员说来，一切只对能决定其个人命运的上级官员负责。另一方面是职级的泛化。“官本位”总是与“级别”紧密相连的，“级别”是体现“官本位”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些地方和领域，除了行政职位有级别，很多与“级别”不相干的空间也逐渐打上了“级别”的烙印。企业有级别，企业领导要对应行政官衔；演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要用级别来套；甚至和尚、老道，也得看他相当于多大官，以至于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这样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官本位”是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
一些领导干部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一切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价值追求，把“升官”作为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在一些领导干部看来，“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于是，“学而优则仕”，人们是否入仕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个人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志；“商而优则仕”，不少商人经商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从政，是为了用钱“捐官”、“买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纳税多，就可以戴不在编的官帽子。一些已经当了“官”的干部则热衷于搞“自我设计”，摆不正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把做工作当作升官的阶梯，或是向组织伸手要官的筹码。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升迁，急功近利，虚报浮夸，欺上瞒下，不择手段。一旦达不到目的，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找靠山，拉关系，走门子，四处活动，或者心灰意冷，一蹶不振。
“官本位”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来评价社会地位。
“官本位”把所有职务职称、个体身份、地位都相对应于或折合成一定级别的官阶，并以官阶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实学、对社会的实际贡献来衡量个体的价值，形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由此造就一种对权力、官位、官员的崇拜和敬畏，进而导致长官意志、权力至上观念和依附意识及其现象盛行。在一些地方，官职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会名声、经济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专车档次，等等。
官本位就是法制社会的反向模式。
例如，一个局长。
正常的决策管理应该由内部管理机构来完成，你不能因为你是局长就随便管。官员权力过大。
应该重新定义官员的工作：
一个机构应该由内部的管理会议会为最高机构，而不是官员
官员无权任用管理会成员，和具体人事任命。管理会成员由全体内部机构工作人员投票形成。
官员负责召集议会，提出建设性意见，具体审议应该由管理会为权力中心。
官员应该做的
改进内部管理结构的提议
改进业务结构的提议
主张业务方向的提议
监督爆料内部或者外部的管理问题，社会问题。
意外事件紧急情况临时才具有宽权限，事后要受管理会审核。（本质就是，官员提议功能是官员的本质工作范围）
无法由团体为主体的事物类型，官员作为新闻发言人，监督人，而不是权力无限大。
不管怎么说，要取缔官本位，要树立机关内部管理会的领导地位，内部管理制度地位，对外管理法制为准的制度地位。要规则明确官员的工作职责，削权，而不是官员定位成是个无限权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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