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马来西亚乃继承英国的法律体制。其鞭刑制度，亦源于英国。
英国在1861年通过刑法修正案，将鞭刑制度仅限于十六岁以下的犯人，同时英国兴起废止死刑的讨论，连带地也对于鞭刑的人道性质进行讨论。除了对于青少年犯保留鞭刑制度外，英国国会也在个别的法案中，对于某些犯罪施以鞭刑，例如：1898年通过的「取缔流氓法修正案」（Vagrancy Act Amendment Act），对于藉剥削娼妓为生者，以及1912年通过的「白奴贩卖法」（White Slave Traffic Bill）对于贩卖人口者，都处以鞭刑。不过，实际上实施的甚少。反倒是在青少年犯的鞭刑甚多，从1858至1860年，每年平均590名；1893年达2900名；到1900年则高达3400名，以后每年降至2000名左右。直到1948年，英国国会通过刑法修正案（Criminal Justice Act of 1948），将青少年犯改移送感化院取代鞭刑，英国才正式废止鞭刑制度 。
新加坡的独立（1959）是在英国废止了鞭刑之后，但仍继续实施鞭刑。不独新加坡，今日世界上共有十七个国家实施类似鞭刑 ，但在东南亚国家中，只有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二国采行而已。
新加坡在1966年通过一个以维护市容为目的，也就是著名的「破坏法」（Vandalism Act），来以重罚处罚涂鸦及破坏公私财产的行为之前，新加坡鞭刑仅限于刑法中造成人民身心重大伤害的罪嫌，包括：重伤害、抢劫、强暴及猥亵等罪。新加坡独立前，殖民地政府因为母国英国早已废止鞭刑，因此对于鞭刑的态度极为保守。例如1953年判决Cim Thian Hen & Others v. Regina案，首席大法官Murray-Aynsley就认为单纯的犯抢劫罪也许已侵犯人身，但还不算太残暴，所以不必给予鞭刑。但在独立后，情况就大幅改变；例如：1959年的Yong Pak Yong v.P.P. (Public Prosecutor)，首席大法官Wee Chong Jin便认为恐吓罪已属可处鞭刑之罪，1963年的Anwar v. P.P.，一案，法院认为在种族冲突时期，不尊敬其它宗教的话，亦属可处鞭刑之罪。
关于鞭刑处罚，新加坡刑事诉讼法（Criminal Procedure Code ）第231条规定，鞭刑的对象仅限于五十岁以下的男性；第229条规定，成年犯可处罚至多不能超过二十四鞭；青少年犯（七岁以上，未满十六岁）则最多以十鞭为限；新加坡对于儿童，都可施以鞭刑，更是西方社会所不可容忍者。此外，对于刑鞭的尺寸，法律也有特别规定。成年犯的刑鞭，横宽不能逾1.27公分，未成年犯的刑鞭横宽则更小。
新加坡在执行鞭刑时也强调杀鸡儆猴的功效，在执行时，虽然没有采行公开行刑的方式，但每次执行时以三鞭为限，待伤势复元后——至少三个月，才继续执行。并且行刑前须经医生做健康检查，行刑过程倘犯人不能承受时，也会中止鞭刑。同时，如果医生认定犯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鞭刑时，可以申请法院免除鞭刑，但法院得易以徒刑，最高不能超过十二个月。这些制度乍看之下，这是一个符合人道精神的刑罚，但是在犯罪心理学上，无疑是一个高招，它暴露出鞭刑的可怕：分期执行鞭刑，每次疗伤三个月，期间犯人只能卧睡，所以整体行刑的时间甚长，同时，鞭刑后的疤痕，将终生留在身上，形成一个永远无法抹灭的烙印。因此，一般犯人即使被处以鞭刑的鞭数虽少，但已足以使犯人终生受到震吓的作用。故新加坡的累犯甚少，多半基于对于鞭刑的恐惧。
李光耀在1966年公布「破坏法」后，便将鞭刑超越刑事制裁手段的角色，进一步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工具。按理说，在政府公共建筑物上张贴广告、标语或喷漆，既不会妨害公共卫生、秩序，也不是暴力犯罪，一般国家多半处以罚金了事，但李光耀的「破坏法」却对这种行为施以三至八鞭的鞭刑，这种严厉的处罚，为世界各民主国家所罕见。新加坡的鞭刑，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主因是在1994年发生了一件麦可费事件（Micheal Fay），才将世人对新加坡的印象，由外表花木扶疏、秩序井然的现象，转变到认知新加坡之所以达到此外观，却是采行了极为严苛的鞭刑手段。所以，麦可费事件可说是新加坡鞭刑制度的最佳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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