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其中这种英雄主义气质的企业家，如今已经不多见了。
作者：原上草
牟其中从监狱放出来了，朋友留下话说，草哥，这么重要的标志性人物，你不写点东西吗？
当然很想写，这么一位传奇人物和商界奇才，身边还有一位像赵四小姐伴随张学良那样的红颜知己夏宗伟，不为名利，饱受损誉，18年不离不弃，一直为牟其中奔走喊冤，怎么看，都是“跟伟大联系在一起了”，跟精彩联系在一起了，怎能不写呢。
但写些什么呢？能放出来当然是好事情，但近20年的牢狱生活，当年的英雄已经成了76岁的暮年老者，要想再造一个褚时健，东山再起，谈何容易？这不仅是牟其中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少女时代的夏宗伟。
对于这样的悲剧，牟其中不需要同情，更不应该冷嘲热讽。像冯仑这样得风顺雨的企业家，趁人家未出狱、将出狱之前，写下文章，好话说尽，要给老牟养老送终，实际上一分钱不给，还狠狠地妖魔化人家一把，占据道德制高点，既给自己装饰完美光环，又貌似客观实则荒谬地点评了那一代企业家的局限和不是。
作为企业家同行，冯仑是不应该用土匪、流氓、劳改犯、没有道德感、无产阶级习气这样的字眼去形容牟其中的，也不应该把自己离开南德、离开牟其中的决定描写得那么高尚伟大。你现在成了名人、掌握了话语权、有了身份和江湖地位，就将一位老者、一位失势者、一位自己曾经的上司写得那么不堪，先不说那些东西是否符合事实，但至少这样写是不地道的，也跟你的江湖地位不匹配。
在冯仑看来，牟其中发卫星、运作航母、炸喜马拉雅山、开发满洲里等商业逻辑，都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些跟社会制度的变化节奏不吻合，和体制变革的逻辑是冲突的。由于牟其中的创造力、想象力跟体制环境脱节、对立的太多，所以大部分都成功不了。
这些话，表面看都是正确的废话，但用在评价牟其中的身上，却完全错位了。牟其中的不成功和被逮捕，偏偏不是这些商业项目的问题，而是一个信用证诈骗。同时，信用证诈骗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背后说到底是一个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公平待遇和政治风向问题。
直到今天，我们的环境还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什么时候经济过热了，需要调控和调整了，就会拉出几个民营企家做替罪羊，杀鸡儆猴；什么时候经济形势不好了，又会各种优惠和放松，取消各种行政审批，巴结着民营企业家来投资经商；什么时候风向变了，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主张者得势了，其对立派就倒霉了。
这个问题不解决，今天被抓的是牟其中，明天可能被抓的就是你冯仑，如果你没被抓，只能说明你运气好，会骑墙而已，但并不能说明你有多么英明和伟大。
一个体制造成的问题，你却怪罪企业家太有个性？查查当时的舆论环境，就能明白牟其中被抓的真实原因。牟其中被抓没多久，1997年1月的《真理的追求》杂志第2期上，刊登了《“奇迹”辨踪——关于私营经济的一些思考》一文，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营商氛围。
文章称：“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在当今中国暴发的私营企业中，牟其中确是出类拔萃者”，“‘牟其中现象’的实质，即私营企业不满足于自己的补充地位，而同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一争高下”，“众所周知，当今西方国家竭尽全力对中国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使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其中一个重大寄托，就是在中国涌现出一个‘中产阶级’”，“牟其中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很快就会出现”。
现在回头看，所谓市场化、民主化、扩大中产阶层群体，不都是国家现在力推的政策吗？但在那时候，却成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的罪名，成了批判的对象。
从90年代初期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姓社姓资的问题还在讨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潮流势均力敌，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的地位问题争执不休，姓公姓私的意识形态障碍重重，各种“万言书”和对“新生资产阶级”的批判层出不穷。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作为当时的首富、民企代表和社会标杆性人物，牟其中成为“出头鸟”就再正常不过了。甚至，有人还编造出了“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大陆首骗牟其中”这样广为流传的顺口溜。
这种舆论审判，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所以牟其中入狱，并不是对与错、罪与非罪、成与败的问题，这些都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人需要你进去，你就必须得进去，如果没有信用证诈骗，也会有转移资产、勾结洋人等罪名按到你头上。
从牟其中个人来说，他确实有政治社会情怀和革命英雄主义气质，喜欢关注、思考家国大事和天下形势，喜欢发表宏大的战略理论，热衷于考虑全世界的革命战略问题而忽略自身的小家利益，但这不是牟其中个人独有的性格，而是他这个年纪的很多人的通病，企业家中有、知识分子中有、工人和农民群体中都有这种人。
作家王小波曾在书中描写过这种人物的形象：喜欢披着军大衣，墙上挂着一张世界地图，抽着烟，踱着方步，拿着一根棍子在地图上指点来指点去，思考着全世界的革命战略和全人类的解放问题。
王小波刻画的当然不是毛泽东，而是刻有那个时代烙印的“毛的学生”形象，它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伟大领袖的号召，经历过世界革命的洗礼，经历过阶级斗争，时代风云已经给他们打上了时代烙印，思考问题都是宏大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都是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喜欢写作《中国向何处去》这样探讨中国命运文章的，不仅仅是牟其中的品质，远在几百公里外的长沙青年杨小凯也写过《中国向何处去》（注：有媒体报道说牟其中是和杨小凯合写的《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不对的。杨小凯的写作时间是1968年，牟其中的写作时间是1971年，一个在长沙，一个在四川万县）。因这种政治情结而被扔进监狱，不是牟其中跟他身份的错位，也不是一种失败，更不是一种笑话，而是那个时代很多中国人的迷惑和思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思考命题。
两次从监狱放出来后，牟其中开始做生意，开公司，但还是保持了研究社会经济变革的习惯。很幸运的是，牟其中的思考跟一般的文学青年并不一样，而是以一名企业家的实操经验，思考中国问题时更接地气，虽然很超前，但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要害。
比如他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造理论，他对股份制的思考，他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的思考，他对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地位的论述，他对现代金融控股企业的框架构造，他对东北大开发的理念，他对中国轻工产品的出口与西方高科技产品的关系等等，拿到现在看，都是非常先进的理念。
很多人认为，牟其中对满洲里的开发，对发射卫星，对运作航母都是吹牛，都是欺骗，却不知晓很多项目当时都是在操作之中的，而且有些实施了大半。人很容易被习惯思维束缚，往往对一种自己不熟悉或者不了解的东西和思想产生怀疑和排斥，对于牟其中这种既有大战略思维，又能贴着地面行走的企业家，我们太缺乏包容心了，太缺乏时间的等待和观察了。
老牟出狱了，尽管他出狱之后依然不改说大话的习惯，放话要融资1000亿，进行他的智慧科技实验，并不把马云看在眼里，但我们应该允许他的试验，无论成功与失败，都能给后人留下一份遗产。
我们应该记住，牟其中曾经不惜冒险，收容了很多当年落难的社会精英，这种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企业家，如今已经不多见了，更多的是那些明哲保身、事不关己、虚情假意的精致主义企业家。对于牟其中这样的稀有元素，应该给他留有一席之地。
好消息是，最近召开的深改小组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要求“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舆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将大赦民企历史原罪，但愿这也是一个风向标，能让那些实干的企业家安心做一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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