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的真实性：
历史的更正: 关于“戊戌变法”的所有“定论”中，“公车上书”都是一个重要情节。随手翻出《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82年版）说：“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定《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
梁启超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对于这样一件教科书中言之凿凿的事情，史学家姜鸣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断然质疑：“这说法大可怀疑。
关于公车上书，史学家姜鸣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详细论证了康有为自称的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的“公车上书”，作者又考证了翁同龢当日日记。再根据宫廷档案，同样证明“上书被拒”之不存在。签名者人；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所以说公车上书的事情是有的，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了对维新变法有利的社会风气应该也是有的。
公车上书是骗局
岁月如刀，它能够一层层剐去作伪者脸上的油彩，戳穿其精心编造的谎言，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对于康有为为人奸诈的性格，前辈人早有过多次揭露。乔大壮（1892—1948，四川华阳人）是鲁迅欣赏的书法家，在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办公室内，他曾与鲁迅对桌办公达4年之久。生前，他讲过这样一件奇闻：
郑文焯（1856—1918，辽宁铁岭人），“清季词学四大家”之一。1918年在苏州逝世。康有为得知郑家珍藏着许多宋版书，十分眼热。当时，宋版书的价格是一页一两黄金。一天，他乘郑公子不在家之际，打着悼念老友的旗号，到郑家吊孝。一番哭鼻子抹泪以后，他才对郑文焯遗孀说：“ 文焯先生生前答应要送给我几部书，现在他走了，我今天特地来取，好拿回去作终生纪念。”看到大名士康有为这么重情讲义，郑太太没有多想，就打开书橱，让他自取。康有为一点也不客气，连忙挑了几部，便匆匆离去。不久，郑公子回来，闻讯后，连呼上当。他立即找到康有为，希望讨还珍贵图书。但康有为却是个明白人，没等郑公子开口，就一把拉住他的手，一边失声痛哭，一边讲述自己与郑先生的友谊，还好吃好喝地款待郑公子，弄得郑公子根本不好意思启齿要书，最后，只得空手回家。康有为的表演功夫，可见一斑。
而在戊戌变法研究中，对康有为等人沽名钓誉、伪造历史的真面目进行深刻揭露，却是近些年的事。比如，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考证，《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各地举人（即公车）上书31件，签名者多达1 555人次；京官领衔上书7件，签名公车135人次；梁启超领衔上书不过一件，签名公车80人。而且，前面38件上书均送达御前，唯独梁启超的上书没有送达，其原因是，康记“公车上书”压根就没有递交都察院。两个月后，康有为的《公车上书记》却大张旗鼓地在上海自行出版，并未送达的康记“公车上书”俨然成为康党推动维新变法的一大功勋。后来，康有为还在《汗漫舫诗集》中煞有其事地宣称：“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姜鸣不禁惊叹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奇怪的是，证明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的记载中弄虚作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通史类著作、辞书，以及绝大多数研究专著论文，却都陈陈相因，重复着错误的说法，并加以大量定性的评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将‘公车上书’看成是近代知识分子觉醒的嚆矢，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们没有去细读历史史料。”
再比如，《戊戌奏稿》于1911年6月（宣统三年五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初版。在《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中，麦孟华说：“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戊戌抄没，多所散佚，即篇目亦不能忆。内子同薇文涧，先生女也，累年搜集抄存，得二十篇，迟迟久待，终无由搜全，惧久而弥失，先印之以应天下之望，余俟搜得，陆续补印。”该书辑录奏疏17篇、进呈编书序5篇、补录3篇，列存目13篇。《戊戌奏稿》出版后，历来是研究康有为的重要史料，也是许多专家将康有为塑造为戊戌变法领袖或代表性人物的奠基石。但是，经过孔祥吉、黄健彰等人的考证，才真相大白：康有为收录于《戊戌奏稿》的“大作”，是后来经过多处增删篡改的伪作。
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后认为：“《戊戌奏稿》所载奏折20篇及进呈书序5篇，其中仅《进呈俄彼得变政记序》及《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南海先生七上书记》，系戊戌政变前公开印行，真实可信，其余23篇都是假的。”
孔祥吉进一步指出，康有为不但对奏疏进行改易，而且对其在变法时的进呈编书的序言，也进行了一系列改删。这种情况，在《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波兰分灭记》是戊戌变法后期，康有为为了促使光绪帝早日开设制度局，全面推行新政而进呈的一部重要著作。故宫博物院藏有进呈原本，凡七卷，分订三册。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笔带感情，深入分析了波兰国王与民隔绝，拒不变法，结果被俄国“蹂躏而蚕食之”的惨痛教训，并以此为鉴戒，希望光绪皇帝鼓起变法到底的勇气。康有为大声疾呼：如不开设制度局，百废庶政，一切更始，“我真为波兰矣”。时隔多年，他在《自编年谱》中回忆道：“当万寿后，进《波兰分灭记》，言波兰被俄奥分灭之惨，士民受俄人荼毒之酷，国王被俄人控制之害，守旧党遏抑之深，后国王愤悔变法，俄使列兵禁制，不许变法，卒以割亡，哀痛言之。上览之，为之唏嘘感动。”
据孔祥吉考证，《戊戌奏稿》所辑《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与进呈本序言相比，简直改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除去题目相同外，正文几乎全为康有为重写。比如，《波兰分灭记》戊戌进呈原本写作：
我辽东之旧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而不许者矣。
在《戊戌奏稿》中，却被改为：
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终无救于亡矣。
进呈本强调“开制度局以变法”，而《戊戌奏稿》则主张“付权于民”“开国会而听之民献”，篡改之迹十分明显。
对康有为的真面目作了无情而生动的揭露的当数张建伟。有人根据他的代表作《温故戊戌年》，概括出了“康有为十大骗绩”：
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作为康记维新的理论著作、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竟然都是抄袭之作。根本原因是，在北京四处碰壁的康有为急于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而不惜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
第二件：公车上书，也是一骗。当时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已经被录为进士。如果带头上书，他的进士“功名”可能被取缔，煮熟的鸭子就会飞跑。
第三件：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广东老乡许应骙（？—1903，字筠庵，番禺人。道光三十年进士。鲁迅夫人许广平的叔祖父）当作变法反对派，唆使王照上书弹劾，最终酿成了影响很大的礼部六堂官被罢免事件。
第四件：假传圣旨，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觐见，还说皇上授予他“专奏权”：“何必代奏？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上书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事实上，变法后他的所有上书，要么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要么是代宋伯鲁、徐致靖等人拟稿，而后以别人名义上报的。要是他真有“专奏权”，何必多此一举？（当然，康有为的一些奏折上报渠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五件：炮制“伪诏”，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进行军事政变。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康记伪诏却变成了“围园锢后杀（荣）禄”。
第六件：错信袁世凯，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阴谋败露。戊戌事变发生后，袁世凯的告密，使维新派受到了更加残酷的镇压，使戊戌变法的成果几乎全被废除，也使历史发展步伐出现了严重倒退。
第七件：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并倡议中国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其实就是卖国求荣，甘做汉奸。
第八件：为了掩盖“锢后杀禄”阴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知情人王照。
第九件：曾写信给日本“大同学校”的康党，叫他们“不得招待孙逸仙”，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恶名”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
第十件：以假诏做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供自己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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