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赋图》的画家是东晋画家顾恺之。《洛神赋图》全卷分为三个部分，曲折细致而又层次分明地描绘着曹植与洛神真挚纯洁的爱情故事。人物安排疏密得宜，在山川景物描绘上，无不展现一种空间美，在不同的时空中自然地交替、交换、重叠。现主要传世的是宋代的四件摹本，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二件）、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战乱频繁，复杂多变而又分裂的时期。政治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虽带来了经济的普遍衰退，却反而前所未有的丰富了文化的内容和内涵。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一个自由解放、富于智慧和热情的时代。尤其人物画在这样的背景下也依托于文学创作产生了快速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动乱，北人南迁加之外族的侵袭形成南北和各民族之间生活与文化的相互融合，在敦煌北魏时期的壁画中人们可以看到人物的形象已经在外来风格的基础上融入了传统绘画的表现。南方的绘画同样也深受宗教题材的影响变得更加虔诚而丰富。
早在秦汉时期，由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人物画必然被统治者当作宣传政教的工具，因为山水画和花鸟画无法很直观的教育人们该如何做才能符合上层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标准，只有把人物的行为举止很形象的刻画出来才能被群众普遍接受并以其为行动指南。这多少加强了人们对人物画的重视。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虽然便于保存的卷轴画比较少见，但我们可以从之前的墓室壁画和画像石画象砖上依稀看到其影子，比如东汉明帝在洛阳云台画功臣像等等。
可以说魏晋以前的人物画基本还处在实用的功能，到了魏晋时期，儒家思想依然作为统治者专制工具而存在，那股从汉代“定儒家为一尊”的政教伦理风气尚带着强大的惯性而对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论是曹植绘画“存乎鉴者”的作用，还是王煽画孔子弟子图以励人的愿望，都是儒家入世教化思想的反映。
就是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女史箴图》只是也还处在教化的实用功能。但这以后，社会的衰微、国家的解体、人之生命的朝不保夕，使得作为统治思想和社会胶合剂的儒家观念逐渐丧失其作用而趋中衰，那种以道释儒而实为道家观念的玄学便应运而生。由于一大批文人士大夫的出现，写了大量的理论作品，包括顾恺之在内，人物画也因此进入到了审美的高级阶段。在《洛神赋图》中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
《洛神赋图》是顾恺之在某一天偶然读到友人送来的三国时代（公元220——公元280年）文学家曹植写的《洛神赋》有感而作的。曹植的原文借对梦幻之境中人神恋爱的追求，抒发了爱情失意的自我感伤。顾恺之以其丰富的想像力和艺术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再创造，传达出无限惆怅的情意和哀伤的情调。
《洛神赋图》在布局上采用了连续多幅画面表现一个完整情节的手法，类似于当代的连环画，在构图上运用了卷轴的形式，便于阅览，完整且统一。《洛神赋图》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卷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绘画始祖”。
此图卷无论从内容、艺术结构、人物造型、环境描绘和笔墨表现的形式来看，都不愧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之一。整幅绘画作品诗意的处理是重中之重。在绘画中顾恺之把表现对象神韵作为艺术追求的目标，从而把绘画境界提到一个新水平，使得汉代绘画重动态、重外形生动的情况发生质变，转向重内心、重神韵。从美学的角度看，《洛神赋图》使观者看到了魏晋时期绘画从汉代的古拙、雄壮的阳刚之美转化为巧密、婉约的阴柔之美，这正是人们审美心理和审美态度转化的结果。
这幅画的重要意义是它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传统，而不是沿袭和改良某种旧传统，它的主题不再是歌颂女性的道德，而是通过他们的美丽容貌来抒发作者的情怀。中国古代，尤其晋唐之前，美术品主要是实用的，并非纯粹的欣赏品。换句话说，绝大多数现存早期美术作品，无论是墓室壁画、帛画还是陵墓雕塑，在当时不是供人观赏，而是有明确实际功用的。
汉唐时代大量的历史故事、先烈功臣像、孝子列女之类作品，目的全在“成教化，助人伦”，而非用来消闲欣赏的。那时也有作为审美功用的作品，但大都没有留传下来，留传至今的《洛神赋图》，就显得格外珍贵。对比之下，虽然《列女仁智图》和《女史箴图》都有创新，但它们都未能摆脱汉代说教艺术的巢臼。
只有《洛神赋图》创作出了对女性的一种美的表现和颂扬，在此图中，作者企图摆脱前人在人物故事画方面近乎图解性质的倾向，而要求表现人物的表情和性格，表现自然的优美和生气。由此可见绘画的功能已经由“图解”向审美转变。为后代的艺术家们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
顾恺之（约344年一405年），字长康，小字虎头。出生在东晋南朝刘宋时期江苏无锡的一个官宦家庭，因家境优越，自小便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军，义熙年初即405年任通直散骑常侍。他多才多艺，不仅善画，在诗文、辞赋上也很有造诣，为人诙谐幽默，有时行事似痴，时人称之为“三绝”：才绝、画绝、痴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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